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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不可轻作”:在“胡说”与“论断”之间

阅读次数:4592  时间:2019-11-01 20:30:50

老文人的“胡言乱语”

晚清著名大臣郭嵩焘曾在日记中勾勒出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他说:“自汉唐以来,政治和宗教一直是相互依存的。我总是想要名声和财富。西汉的服务效益,东汉的服务名称;唐代为利服务,宋代为名服务;元人为利益服务,明人为名服务。”民国时期,受这一理论的启发,罗尔刚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清代文人官场的丰厚利润的来源。他的老师胡适偶然读到这篇文章,深表不同意,写了批评道:

这种文章不能写。这个话题根本无法确定。关桐和郭松涛可以自由地胡说八道。他们是旧式的文人,可以胡说八道,如“西汉、东汉、唐、宋”。作为新历史学家,我们绝不能这样一概而论。

罗尔刚

接下来胡适列举了历代的反例来证明罗尔刚的论点的偏颇。进一步的教学说:你经常写单词,这是很好的训练,但单词不能掉以轻心,它太容易流入"滑",流入"拖出一个不光彩的存在"。

当余英时后来解释说胡适没有在一些重要概念上与梁漱溟发生争执时,他引用了胡适的批评,并作出了自己的进一步解释。他说:

罗尔刚这个话题无法成立,因为除非我们能够首先证明清代的士大夫比其他几代人更“有利可图”,更不“有名”。我们必须进一步证明,清代的所有或至少大部分“文人官场”都是“利大于弊”,而不是“名大于利”。最后,我们必须建立严格的“好利润”和“好声誉”标准。如果士大夫的“好名声”和“好利润”现象没有被取代,也无法量化,那么这个话题当然就没有意义了。(以上都见于罗尔刚:《五年教师经验,胡适笔记(补编)》,生活、阅读、新知识三联书店,2006年)

余英时的询问一针见血,但胡适不一定有如此苛刻的要求。胡适确实声称接受过实验训练,并且对名词的使用非常挑剔。但这也仅限于一些有争议的“新”名词。如封建主义、现代化等。像“社会”这样的名词起源于晚清,他不再注意它们,更不用说中国已经有的“名利”这个词了。根据作者的猜想,胡适在这里着重批评罗尔冈的体系过于整洁。1936年夏天,胡适在给这位弟子的一封信中说:“任何对史学来说过于整洁的系统都是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就不容易被置于过于整洁的系统中。”(胡适:《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8页)罗尔刚文章的问题恰恰在于,要全面区分好名声和好利润。事实上,好名声和好利润的历史现实和变化不可能一目了然。

依我拙见,研究人员不仅应该质疑旧式学者的胡言乱语,还应该小心新式学者的判断。俞敏洪曾经写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公平地说,这篇文章在学术层面上并非不可思议。在他批评罗尔刚之后,人们可能还会有以下问题: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边缘化?中心和边缘有严格的标准吗?有趣的是,俞敏洪本人在文章开头明确表示,他的观点“不够成熟”,而且是“一个尚未决定的观点”,但许多读者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切。现代史上有许多反例证明知识分子不仅没有走向边缘,而且长期处于中心。曾受俞敏洪教授教导的罗志天教授注意到反例的存在,因此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重大修正,认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伴随着边缘知识分子的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罗志天在论述中借用了胡适的“社会重心”概念,并将其扬弃。胡适并不重视科举制度。他认为科举制度使人民大众化是社会没有重心的原因之一。罗教授说这太“孤立”和“无关紧要”。他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刚刚导致现代中国失去重心,导致国家持续动荡。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是因为他们对“社会重心”的概念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解。罗教授的“社会重心”是指学者作为四人的首领,能够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事实上,胡适对此并不怀疑。1932年,他提到:“例如,在旧政治下,科举制度可以覆盖全国的教育和官职,可以维护全国知识分子的心,可以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关系。”(《胡适全集》,第24卷,第127页)

胡适在这里说,借用严复的一段话可以看得更清楚。严复在1898年的皇帝书中提到,圣人治理的秘密在于“寻求措施确保世界和平,不再有危险,一颗心只有一颗”。也叫:

盖使世界往往统一而无外,由其上下维度的方式,君子接近贤惠,小人快乐,长久无尽,不再危险混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应该期望它。它太富有和强大了。......今天是一个西方国家,为了船的利益放假,然而打破中国几千年的统一局;此外,经过1000多年的斗争,我获得了智慧、勇气和繁荣。因此,我所说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严复收藏)

1914年,胡适本人说:“我们国家的古老文明一定是珍贵的,不适合当今世界。”二十年后,他对蒋廷黻说:

不管蒋先生如何抹杀新事物,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可以被纳入“旧社会”的术语。万一不应该,万一不应该,西方魔鬼来迫使我们进入这个新世界,迫使我们标志一个新时代。(《胡适全集》,第22卷,第31页)

简而言之,胡适认为科举制度不能培养现代领导人。他所谓的社会重心也指的是一个能够引领中国前进或者至少独立存在的社会团体。罗教授从科举的角度作了一个评论,对此胡适已经提前作出了回答。他认为学者并不依赖于他们的地位,甚至是科举制度杀死了学者官员。罗教授曾特别提醒学术界关注胡适的社会重心,但他意在展示废除科举的弊端,而不是关注胡适相应的思想世界。在这一提示之后,社会重心的概念受到了后来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胡适在自己的思想世界中的“不同意义体系”仍有待于开拓。

这并不是说胡适不应该受到批评,关键是批评者是把他当成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如果胡适被看作是一个研究者,那么对于“例如,积累工资,回到高层”的原则,一定有很多要讨论的。也就是说,如果他批评罗尔刚听了旧式文人的胡言乱语,但事实上他自己也写了很多书,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是一个很难的案子。1932年,胡适写了一篇题为《领导者和人才的来源》的文章,引用颜之推的话如下:

我读过《礼记》、圣人的教诲、簸箕、匕首和筷子、咳嗽和唾液、拿蜡烛和洗衣服,所有这些都有自己的礼仪。这也是最后一件事。然而,《[·李靖》并不完整,也不是一本完整的书,它没有任何内容,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些学会成为绅士的人应该小心谨慎,以同样的方式完成他们的工作。死者被称为“士大夫的风钻”。然而,这些家庭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所看到的叫做彼此的长度。然而,它的建筑也是不言而喻的。(严家书和风操)

胡适据此解释道:

当时,虽然在魏晋时期解放了心胸开阔的风气和多次战争的破坏之后,“士大夫”阶层并没有完全被摧毁,一些名门尽了最大努力维护他们的权力。皇权和外来压迫不会完全消除这种阶级自卫观念。争取权力和威望的斗争不完全取决于威望和威望,而是取决于我们子孙后代的繁荣。他们依靠“士大夫式”的生活方式,这是士大夫阶层用来调节自己和他人的典型生活方式。(《胡适全集》,第4卷,第537页)

然后他提到唐宋时期的案例来证明他的理论。然而,按照胡适自己的标准,仅仅依靠一些家训来证明强大的制度在文人和官场道德行为中的作用无疑是有问题的。正如胡适和余英时批评罗尔刚一样,我们也可以问什么是士大夫,风钻的标准是什么,风钻系统是否过于整洁,这取决于风钻与闸阀系统。事实上,《颜氏家训》中也有反例:颜之推批评士大夫教孩子“鲜卑语,弹琵琶”。这种势利现象也是强大体制下的历史事件。它怎么能包含在“风的操纵”这个词里呢?无论颜之推所说的是否是老文人的胡言乱语,胡适引用这句话时,都要对读者进行一些分析和判断。因此,他还在不经意间勾勒出了一个“整洁的系统”。

新学者的“判断”

事实上,胡适以敏锐的文化史直觉引用了颜之推的论点。归根结底,引用古语不是原罪,关键在于解释的自由裁量权。在胡适和余英时看来,罗尔刚的问题是郭嵩焘的观点没有得到区分,并被作为进一步论证的基础。在证明清朝有利可图之前,讨论它有利可图的原因是为了在沙上打下逻辑基础。罗志天教授运用学者的理论来解释自己,无疑是当今学术界公认的大师,使后来的许多学者受益匪浅。近年来,民国时期英年早逝的天才史学家刘贤新在史学中的“捕风”、“捉影”技巧文章中受到高度赞扬。有趣的是,主张“观察形势、观察风向”的刘实也在作品中引用了郭嵩焘的名利理论,称赞他“非常真实、必要”。(刘贤新:《推十本书》第16卷,第246页)

这主要是风格偏好的问题。吕思勉先生曾经写了一篇关于“为什么文明国家被野蛮国家征服”的文章。他给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回答:“就习俗而言,野蛮人简单,而文明人虚伪;在政治理论中,野蛮人很简单,而文明人很迟钝。当两者相遇时,自然而简单的人会赢,虚伪而懒散的人会输。”(吕思勉论文集)如果用胡适的理论方法来考察这个总结,一定会怀疑这个“体系”过于“整洁”。然而,吕思勉对中国历史的非凡洞察力不容忽视。

胡适的“言不可轻描淡写”在谨慎中更有价值。判断并不容易。后来,研究人员应该处处保持警惕。龚自珍说,英雄在首都的重量轻所造成的山的力量可能是对时代的敏锐观察,这可能会导致一个更深的历史位置。然而,研究人员也必须明白,这是龚自珍本人的一份声明。至于这是他对时代的公正判断,还是一时的情绪宣泄,很难得出一个突然的结论,更不用说他的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了。

事实上,学者的传统表达习惯确实给研究者设置了障碍。朱自清从诗歌的角度认为,“隐喻和组织应该被用来利用读者协会的力量”。胡适的学生傅斯年批评“中国学者说联想多,思想少,想象多,实验少,隐喻多,推理少”。他举了一个中国人说世界上没有两个国王的例子,但是日本和国王有什么关系吗?演讲者只不过是“他想知道世上没有两个国王,但他没有能力证明这一点”。因此,他用一天作为比喻。

傅斯年

傅斯年对逻辑的强调离不开他的老师胡适的倡导。熊十力提到,“坚定主张是恰当的,这样年轻人都知道并注意逻辑”。胡适强调西方逻辑的另一面是他厌恶中国传统人民的“生存”。他的小说《几乎先生传》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在一次展览中,他感受到了日本画家的严肃态度,他非常生气,甚至向他的朋友抱怨说,“中国不会死,但没有正义。”胡适在学术研究中一再强调“不要苟延残喘”。当他在一所学校发表关于“学习方法”的演讲时,他说:“科学方法只是那些不懒惰、愿意虚心学习的人的学习方法。打破它不值半便士,但它需要一生的努力去学习。”(《胡适全集》,第32卷,第323页)当他提倡勤奋、真诚、和平、拖延的四字策略时,他补充说:“真诚就是不放手、不放手、不乱涂乱画。例如,建立一个证书并得出结论是谨慎的。”(《胡适全集》,第24卷,第612页)同样,根据王启胜教授的说法,“我曾经听到罗志天教授总结他的研究方法。他说事实上我没有特别的方法。我只是比别人更小心。我可能会越来越仔细地阅读同样的历史资料。”与胡适反复提出的“不要苟延残喘”的学术主张相比,我们可以看出这句话是极其真诚的。

胡适曾不止一次称赞罗尔刚没有活过。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你的‘谨慎和勤奋’行为就是我所说的‘不要活下去’。古人称之为“执事崇拜”,这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有美德,你将来一定会有所成就。”第二年,他说:“你的两个音符非常好。如果你在阅读和写作上如此谨慎,你可以取得最大的进步。你可以继续这种精神——不生活的精神,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可以取得巨大的进步。”(这两封信见于《胡适全集》第20卷,第631页)

未来,罗尔刚将成长为一名著名的历史学家。我认为这种活着的精神是最重要的。据胡适后来声称:

我引用这两封信来表明二冈的学术成就是由于他早年养成的不生活在和平中的美德。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到他的,我只是随时提醒他要特别注意:这种不平静生活的习惯需要有意识的监督。如果你不偶然注意到它,不偶然放松,就会有漏洞和笑话。(《胡适全集》,第20卷,第631页)

历史的特点是研究者需要不断解读历史资料并做出判断。因此,胡适说,“如果你不小心注意它,如果你不小心放松,就会有漏洞,你会开玩笑”,这一点也不夸张。

胡适后来还对人们说,也是因为罗尔刚的才华,他不想被监督。然而,古往今来的大量案例表明,学者们,不管他们的才华如何,如果他们粗心大意,可能会犯错误。余英时说,胡适“在讨论中国重建时揭示了士大夫的潜意识”。事实上,在阅读胡适对那个时期的论述时,可以看出他并不忌讳透露自己的士大夫意识。他怎么能说他是“潜伏的”?俞敏洪是史学领域的杰出天才,但他不能期望他的作品同样准确。

胡适在1960年

要求完美和责备,没有人是完美的,学术也是如此。本文所涉及的所有大师都是各自时代的大师,与普通学者不可同日而语。作者是他钦点的,但他不尊敬它,所以他不敢作任何轻率的评论。然而,严复称之为“不欺古人,不夺权”旧式文人的“胡说”和新式文人的“判断”都有些怀疑,即胡适的“不要苟延残喘”和古人对执事的尊重。历史学家的雄心是寻找隐藏的和深远的来源。他们面对的历史事件和材料纷繁复杂,误读和误判是不可避免的。写作不应该轻易完成,也不应该轻易完成。写作的人只会感到敬畏。

pk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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